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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都会因为功利而变味。”取消评三好,升学遇门槛据了解,2007年“六一”前,南京鼓楼区教育局曾宣布,今后不再评“三好学生”了。当时该区出台这一举措的背景是: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认识到,这种被很多家长看做名校“敲门砖”的“三好生”称号让孩子太累了,更重要的是,长期以来这种“精英式”的、对所有孩子一个标准的评价方式,扼杀了孩子的个性发展。此前经过一年的酝酿,2006年鼓楼区取消了其它年级的三好生评选,作为过渡,只在六年级评比“三好生”,同时在各个年级增加了“鼓楼之星”的评选,最后确定了十种星:“合作之星、学习之星、体育之星、艺术之星、自理之星、希望之星、自强之星、创造之星、读书之星、环保之星”,分别是从思想品德素质、科学文化素质、个性心理素质、审美素质等方面设置的。2007年在大家无异议的基础之上,鼓楼区彻底取消了“区三好生”的评选,扩大评选面,将全区原“三好生”评比500名学生扩大到近2800多名。对于鼓楼区当时取消三好生的做法,很多教育工作者都表示大力支持,然而记者日前在调查中发现,虽然区里不评区三好,但是大多数小学依然在进行“校三好”的评比。“鼓楼区不评三好孩子在小升初时就麻烦了。”孩子在该区一所知名小学读六年级的张先生告诉记者,儿子面临小升初,很多名牌初中都有门槛。“现在鼓楼之星里最吃香的就是‘学习之星’了,因为中学‘认’!”有的学校主张“人人有奖”“评奖面太大的话反而失去了评奖的意义,就像有一些考试,是普惠性的,只要参加,只要写清楚姓名,基本上都通过,这又有什么意思呢?”“如果三好生变得很多,那么不是三好生的就成了少数,那对这些孩子的自尊心不是更大的打击吗?”“三好生是一种荣誉,不能玩大派送吧?”…… 对于一些家长疑惑的“期末表彰泛滥”的现象,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对此很多学校也有自己的考虑。“我们学校评选的是‘乐乐娃’:读书娃、创造娃、爱心娃、智慧娃、进步娃等,从孩子的方方面面,只有有表现突出的地方都能拿。”南昌路小学华萍校长告诉记者,期末时学校特别举办了“收获节”,基本上每个孩子都有收获,这对鼓励孩子个性成长、实施多元评价是有促进作用的。专家观点三好生评选不宜过多 否则失去榜样意义南京教科所刘永和所长告诉记者,第一,三好生评比是学校对学生实施的一种激励措施,三好生评比有它不尽合理的地方,但目前来说还是利大于弊。这是一种评优,目的是激励先进。即使不评三好生,那也应该有其它的评比方式。关键是要把三好生究竟怎么评、评什么样的人当,落实好;第二,三好生该评多少个,这个问题比较复杂。为了激励先进,三好生不宜太多,应该是一小部分,是树立榜样,榜样有限才有榜样的力量。如果三好生泛滥了就失去了评选的意义。所以说,如何选出合格的三好生,就要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,公开公正地进行评选。 早在2009年首届中华成语文化论坛上,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就表示,学校应停止三好学生评比,对全体学生一视同仁。他认为,对学生评判等级,不仅伤害了学生的尊严,也违背了教育规律。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近日也在微博上表示:素不喜教育专家高论,今对顾明远先生在一个教育论坛上的三个老调重弹却赞赏。其一是顾先生再次呼吁小学取消三好学生评选,还所有孩子一个平等。其实不仅三好学生,什么一二三道杠,什么班长副班长统统该取消,小学生就应当是快乐学习,自由生长,没有尊卑高低之别,没有聪明与愚笨之别,多简单的事啊。此番言论,引来诸多争议与反思,那么,取消三好生评比是否真的好呢?反对派赋予三好生评选新的内涵“三好生”的评选是应当存在的,但应该赋予其新的价值与内涵。除了过去所提倡学生要在“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”等方面综合发展之外,更应以通过改革“三好生”等类似的评选,来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、民主思维,将评选变为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。笔者期望,在评选标准上,打破“唯成绩至上”,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,从多向度来培养学生,不做书呆子,也不做学生混混,而做一个有个性、有情趣、有爱心、积极进取的学生。而在评选内容上,从“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”这样高度概括的要求向具体化发展。比如通过学校或老师的配合,引导学生力所能及地去做义工,去做志愿者,去开展公益活动,借此来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。此外,在评选程序与方式上,比如,鼓励学生自己主动提出参选,凡参选者在课堂上作演讲,去陈述自己在一定时期内哪些行为是符合评选标准的等等,然后让全班同学去投票选出他们认为符合评选标准的同学。这样可以使学生领悟到民主的精神,学会民主的思维方式,体会到民主对自己的要求。在中小学阶段,类似“三好生”这样的评选,事实上,是需要学生学会自我评价与评价他人,倘若在这样的评价过程中,学校、老师与学生三者之间,能够将一种程序正义、公民教育与鼓励先进的初衷进行有机地结合,那么这样的“三好生”评选就是很好的实践公民教育的课堂。王海越赞成派取消三好生评选是回归教育本质“三好生”在人们的心中,一直以来都是优秀学生的代名词,但是它固定的评选比例和衡量标准,却注定了得到这一荣誉称号的学生少之又少。难道没有评上“三好生”称号的就都是坏学生吗?答案自然是否定的,因此,笔者认为,我们应当停止“三好生”的评选,而把更多精力集中于对教育本质的探讨。时代在发展,各项制度、评比标准也需要与时俱进。而几十年来关于“三好”的标准却依然停留在“品德好、学习好、身体好”这三方面,有的学校更是把学习好排在了首要位置,给学生造成这样一种误解——除了学习好,其他都不重要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素质教育的开展、创新能力的培养又从何谈起呢?“三好生”评选引发了诸多争议,一个基本问题就是,我们应该搞清楚教育是什么,我们需要以怎样的方式来教育学生,而这背后的教育思想、理念又是什么?事实上,古代大教育家孔子,早就提出了“因材施教”这一教育理念。这种理念的宗旨,是要关注每个学生的成长,鼓励不同特点的孩子发挥自身的潜力,而这也是现代教育的本质。在多元化的时代里,我们对于“好”的标准也应该更加的丰富与多元。因此,取消“三好生”的评选,更多从教育本质上、从“因材施教”上来推进学生的全面发展,我们更欢迎人性化的理念和奖惩措施,过于简单的“三好”标准已经不能顺应现代教育的本质要求了。 胡瑞祚
昨天,北京高院院长池强在作工作报告。本报记者 浦峰 摄 本报讯 (记者温薷)今年,全市法院新收案件数量11年来首次同比下降。昨天,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池强作工作报告称,今年诉至法院的369件醉驾案全部依法定罪处罚,其中包括高晓松、陈家案。 去年李昌奎杀人案因“轻判”引热议。今年法院报告中,首次明确提出防止“命案轻判”,规定故意犯罪致死案不得再由基层法院审理,全部由中院一审。 收案数量11年首次下降 昨天,北京高院院长池强作工作报告称,2011年北京全年受理各类案件419983件,审结420373件。据悉,这是11年以来北京全市法院新收案件数量首次同比出现下降,降幅为3.2%。 池强表示,主要原因是全市法院开展立案诉讼服务工作,在立案审查中加大矛盾疏导化解力度,全年在立案审查阶段化解纠纷58820件,没有形成诉讼案件。 “此前,北京全市法院新收案件曾以超过10%的速度逐年递增。”昨天,北京市二中院副院长肖龙介绍,前年,新收案件数量增幅为7%;去年出现了下降。他认为,这同社会趋于稳定有关。 故意犯罪致死须中院审理 去年,云南村民李昌奎强奸杀人案因二审改判缓刑,被认为“轻判”而引社会热议。今年市高院工作报告中,特别提到了从制度上防止“命案轻判”的问题。 池强介绍,过去有的故意犯罪致人死亡案起诉到基层法院后,由于基层法院无权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,就可能导致重罪轻判。为此,市高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共同规定,故意犯罪致人死亡案件一律由中级法院管辖第一审审判。 “对于云南李昌奎案,北京法院也应接受教训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焦洪昌认为,重罪、故意犯罪案件的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,北京若出现“李昌奎案”,影响会更大,因此必须坚持法律公正公平。 据肖龙介绍,原先公安、检方办案是按照刑期,估算该起诉至哪一级法院,这便会出现基层法院实际办案时“发现应该重判,却没有那么高的量刑权”的问题,导致重罪轻判。而按照新规,一审法院移送中院案件的审查,不再是刑期,而是被告人是否是故意,“分类更为合理科学,能够保证同类案件的同样审理标准,避免法官由于认识上的不同,造成同案不同判。” 热点 高晓松案入法院工作报告 “醉驾入刑”以来,据池强介绍,北京对起诉至法院的369件醉酒驾车案件,全部依法定罪处理。报告中,池强特别提及了高晓松案和陈家案。他表示,此举教育引导公民杜绝酒后驾车,使北京的酒驾得到有效遏制。 据焦洪昌从法院了解到,判为实刑的案件居多。“醉驾关系到对生命的尊重,法院执法不应过于宽松,应依法从严掌握。” “醉驾的人数一下子就下来了。”肖龙表示,醉驾入刑之后除了判实刑以外,可能根据具体情节判缓刑,也有可能是定罪免刑。 部级官员出庭应诉“民告官” “民告官”案件,很多被诉行政机关由代理人出庭,形成“告官不见官”现象。 对此池强表示,北京通过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,行政机关对行政审判更加重视,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同比增加了3.5倍。 在肖龙的记忆中,去年在京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中,级别最高的有部级官员。 “传统观念上,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应诉,被认为是‘负面’。”焦洪昌表示,官员当“被告”亲自出庭,体现官民平等,能够显示开明的正面形象。不过,实际庭审中,目前一般是行政单位的副职出庭应诉。 追访 环保法庭尚无大案 2010年11月10日,为了总结探索环境保护案件的审判规律和经验,北京高院在延庆法院设立全市首家环境保护审判庭。该庭设2名法官、4名书记员,其中3人具硕士学历。实行民事、行政、刑事“三合一”的案件受理模式。 昨日,延庆法院研究室主任刘畅介绍,该庭成立1年来共审理20多件案件,其中并没有环保大案。主要是邻里间噪音污染、农民果木损失等小的环保案件。 刘畅介绍,当前对环保案件审理的界定尚不太明确,包括法律适用、法律主体等问题。当前环境资源的管理分散在环保、水利、农业、交通、林业、旅游等多个部门,导致环境保护呈现执法主体多、执法权力和执法责任分散等特点,环境纠纷解决处于“重行政、轻司法,重处罚、轻预防”的情况。 本报记者 陈博 应对拆迁巡回开庭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加快,海淀区山后地区拆迁较多,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,多数卖房农民反悔,多以当时不懂法或未经家人同意为理由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协议无效,诉至法院。 海淀法院从去年夏天起与当地乡镇政府、村委会和司法所展开合作,多次在大牛坊巡回开庭就该类案件公开进行审理。 海淀法院认为,审查这类案件时,在尊重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适当地考虑案件特殊性如当事人身份、买卖房屋时的过错程度,现有房屋居住现状等,审慎处理当事人纠纷,如农民房买卖行为确认无效后,应当启动对应当事人利益补偿机制,使双方当事人合法利益得到保障。本报记者 张媛 法院所有庭审活动要求全程录音录像、刻盘存档,以规范庭审行为。同时,庭审应依法接受公民旁听,裁判文书一律向社会公开,案件档案一律接受公众查阅,审判权行使全程置于当事人和公众监督之下。 去年北京加大了对生效裁判的执行力度。817名“老赖”被实施司法拘留,15人被追究刑事责任,417人被限制高消费,414人被限制出境。 另外,北京利用全国首家执行信息查询中心,全年已经对75123名被执行人的信息进行了查询。 ——摘自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
第一幕 教授抛砖头 质疑国企遍地开花 昨日9时,小组讨论刚刚开始,市政协委员季冬生第一个发言,“国企改革的原则很明确,有序进退,退出竞争性领域,也就是说,国企要用在刀刃上,用在国计民生领域。可这些年,北京的国企进了哪些领域?退出了哪些领域?感觉现在各个领域都有国企,国进民退。对民营经济而言,国企的发展态势,是不是形成了挤出效应?压缩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?” “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,不存在”,北京市国资委副主任张宪平回答说,“国企和民营企业既在一个起跑线,又不在一个起跑线”,她表示,国有企业更多时是在履行政府责任和政府行为,“比如2009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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